第五百五十二章 分析

  第五百五十二章分析
  苏油点头：“介甫公所言的确是事实，但是明公难道没发现，这发展速度越来越快，规模越滚越大吗？”
  “明公在朝堂之上驳斥众议，道是一部《周礼》，理财居其半，周公岂为利哉！这话苏油赞同。”
  “理财所为政事，政事所为国家与民众，故理财乃所谓义也。这话苏油也赞同。”
  “但是参政，理财得有道啊，国家财计，与商贾经营最大的区别，在于商贾唯利是图，而国计要兼顾国用和民生。”
  王安石有些不悦：“朝廷预备的敕告说得很清楚：比年灾伤，赈贷多出省仓。而省仓以待廪赐。尚若不足，而又资以赈贷。此朝廷所以难于施惠，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泽也。
  今诸路常平、广惠仓略计千五百万以上贯石，敛散之法，未得其宜，故爱人之利未溥，以致更出省仓赈贷。
  今欲以常平、广惠仓见在斛斗，遇贵量减市价粜，遇贱量增市价籴，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，亦许兑换，仍以见钱，依陕西青苗钱例，取民情愿预给，令随税纳斛斗，半为夏料，半为秋料。
  内有愿给本色给，或纳时价贵，愿纳钱者，皆许从便；
  如遇灾伤，亦许于次料收熟日纳钱，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。”
  “明润，新法开宗明义，这难道不是为了国用，兼顾民生？”
  苏油正色道：“介甫公，那我们来慢慢分析。”
  “首先得考虑到，大宋人户，分为五等，这五等的构成，就如一座大山的形状，越往下基数越大，越往上基数越小，对吧？”
  王安石点头：“四等以下，占户数的七成，三等以上只占户数三成。”
  苏油继续说道：“而对财富的掌握，却倒了过来，国家七成财富，掌握在三等户以上的手中，对不对？”
  王安石点头：“大宋的问题就在这里，《青苗法》也是为此出台，抑制兼并，当不至于富者愈富，而贫者益贫。”
  苏油说道：“这个想法是很好的，但是参政的青苗之法一行，却是上两等断了放贷之利，下三等空有得惠之名，伤害了所有人的利益。虽然条令与桑弘羊之法不同，可结果又与桑弘羊之法有何区别呢？”
  吕惠卿不能不说话了：“怎么会伤害所有人利益呢？这点我们已经考虑清楚了，根据五等户籍，确定借贷数目。高等可多贷，低等可少贷。”
  “第五等户不得超过一贯五百文，第四等户不得超过三贯，第三等户不得超过六贯，第二等户不得超过十贯，第一等户不超过十五贯。”
  苏油说道：“寺判没明白我的意思，你这个做法的目的，并不是从扶持农人脱贫的角度考虑，其目的仅仅只有一个——保住国家的资产。”
  “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《青苗法》中还对主客户做了区分，客户也可以借贷青苗钱，但要求必须与主户合保，并视主户家产多少而决定贷款发放额度。”
  “从大宋法律关系来说，客户和主户，本来只存在雇佣关系，强行规定主户为客户担保，这本身就不合法也不合理的。究其原因，仅仅是因为客户没有偿还能力，所以便以主户之产作保，以保护国家贷款不受损失而已。”
  吕惠卿认为自己没毛病：“国家财物，当然要保其不失。”
  苏油摇头，继续背诵条文：“以十户为一保，约钱数多少，量人户物力。令、佐躬亲，勒耆户长识认。每户须俵及一贯以上，不愿请者，不得抑配。其愿请斛斗者，即以时价估作钱数支给，即不得亏损官本，却依见钱例纽斛斗送纳。”
  “我想问的是，要是农户偏偏就是亏损了官本，那该怎么办？水旱非时，难道律文规定了不得，就真的不得吗？”
  “我们接着往下：客户愿请者，即与主户合保，量所保主户物力多少支借。如支与乡村人户有剩，即亦准上法，支俵与坊郭有抵当人户。结保请领青苗钱，每保须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头。”
  “这里提到了保主户，甲头的物力和坊郭人户抵当，苏油想问，是不是农户和坊郭人户亏损之后，就用这些保主户，甲头的物力充抵？”
  “诸户结保，名义上是防止游手好闲之徒冒借多借的事情发生。其实质，还是因为保户其家产可以作为青苗款的抵押而已，还是出于‘不得亏蚀官本’这条文字。”
  吕惠卿不觉得有什么毛病：“天下不皆如此吗？难道四通商号在蜀中，不也是如此？”
  王安石以为苏油与司马光曾公亮一样，是准备提利息过高那一套说辞：“明润，对赈济百姓来说，二分息固然不及一分息，一分息固然不及不利而贷之，贷之固然不若与之。但是以明润之能，自然知道那些迂儒所议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来日不可继也。”
  “不可继，则是徒知惠，然不知为政。此非惠而不费之道也。”
  “要放贷，必然会产生官吏之俸，辇运之费，水旱之逋，鼠雀之耗。难道不应该通过贷款收息，努力增加仓储，待其饥不足而直与之吗？没有这二分息，行吗？”
  苏油再次摇头：“参政，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。律文上还有：如依以上定额贷出，更有剩余本钱，其第三等以上人户，委本县量度物力，于以上所定钱数外，更添数支给。”
  “各位只考虑到各人户踊跃贷款，县中拿捏的情况。想没想到过，各人户不愿借贷，而州县硬性摊派之弊？”
  “还有：在夏秋两次收成之后，随两税偿还所借青苗钱时，须在原借数外加纳三分或二分息钱。”
  “以诸位之能，可知我大宋官员的德性，他们是会选择就高不就低呢？还是就低不就高？所以说，将《青苗法》收息定为三分，不为过吧？”
  “刚刚我说过，国家财政治理，和寻常商贾经营，有很大的不同，不能只看近利。如果眼光仅仅落在官本盈亏这四个字上，就是已经落了下乘。这不是经济之道，而是商贾之道。”
  “经济之道，在于使民得养，使国足用，民富而国强，国强而民富，两者不能分割开来。”
  “三分之利，其实与如今民间普遍借贷的四分相近。”
  “这世界上没有谁是傻子，参政和寺判所言民间近倍之息，那是青黄不接之时，富户煎迫小户的办法，但不是主客户之间长期合作的办法，也不是乡间的常态。”
  “如果这样，则小户必然视大户若仇寇，那《青苗法》中要求大小诸户联保的基础，就同样不存在。”
  “正常乡村中的农业春秋两贷，据我调研，其实只是收益的近倍，不是本金的近倍。否则借贷之人，一年之后如何偿还？如果这是大宋的普遍现象，大家想想，这个国家还能维持百年？”
  “当然我不是说这四分息就不厉害，四分息，已经将农人一年所得几乎掠夺殆尽，剩下的那点，仅够一家人维持半条命。”
  “但是三分息就能缓解这个问题吗？三分息或许能解二等户，三等户一时煎逼之急，但是对四五等户来说，又有多少区别呢？维持半条命变成维持大半条命而已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