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节 良渚遗址的地理环境
马克思曾经指出：“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，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，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，只要有人存在，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互相制约。”[ 马克思：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，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：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（第一卷）》，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，第146页。]地理环境是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自然基础，是人类赖以生存与活动的场所，文化是影响地理环境的强大力量，二者相互影响，彼此作用，形成了双向同构的关系。因此，当聚焦良渚遗址的研究时，环境背景的变迁和作用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。
一、良渚遗址的自然生态环境
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对于环境考古学有深入的理解和阐述。他曾说：“环境考古学是一门新产生的交叉学科，它的任务不是单纯研究自然界的进化，而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。人类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破坏自然。从刀耕火种起就在破坏生态平衡，随着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，对自然的破坏也越加剧，同时，自然给予人类的报复也越加沉重。直到20世纪末人们才认识到生态危机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，需要重建人同自然界的协调关系。环境考古的目的就在于从历史角度阐述人类依附于自然、利用自然、保护自然、最终回归自然的辩证关系。”[ 苏秉琦：《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》，《考古》1991年第12期，第1117页。]多年来的环境考古学研究表明，良渚文化的兴起和衰落与环境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（一）太湖流域的气候变迁及其对聚落分布的影响
良渚遗址位于太湖流域的南端，而太湖流域是良渚文化的主要分布区，在今浙江省、江苏省、上海市境内分布有密集的良渚文化遗址。可以说，太湖流域的环境变迁对良渚文化的发展与兴衰具有重要影响。
1.沧海桑田——前马家浜文化时期（距今12000年）
12000年前，地球处于第四纪冰期末期，海面极低。太湖尚未形成，是一片森林草原。目前，只在三山岛发现人类活动迹象。他们逐水草而居，以渔猎为生。
11000年前，随着气温回升，海面抬高，森林草原逐渐变为河湖沼泽、平原陆地。在新的环境中，全球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伟大革命——农业革命。但环太湖区域尚不适合人类居住。
2.文明起源——马家浜文化、崧泽文化时期（距今7000年）
7000年前，全球气候趋于稳定。海平面与今日大致相同。今苏南、上海西部和杭州湾北部都已成陆。环太湖流域的生存环境大大改善，人类的身影再次出现。他们生产粮食、驯养动物、逐渐定居、形成村落。此后1000多年里，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，创造了马家浜文化[ 马家浜文化：马家浜文化得名于浙江省嘉兴市的马家浜遗址，是太湖流域目前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，距今约7000－6000年。马家浜文化出现了水稻种植、家畜饲养、陶器烧制和原始纺织业，其中用耜耕地的稻作农业已成为食物的重要来源，但渔猎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。马家浜人也制作玉器，只是较为单调，仅有玦、璜、管等几种，局限于人体装饰品，但却揭开了太湖流域发达的史前玉文化的序幕。]和崧泽文化[ 崧泽文化：崧泽文化因上海市青浦区崧泽遗址而得名，距今约6000－5300年。它上承马家浜文化，下接良渚文化，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承前启后的重要文化阶段。]。气候温润、资源丰富的地理环境，奠定了环太湖地区史前文明起源的基础。但是，目前发现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和崧泽文化遗址数量很少。
3.城市革命——良渚文化时期（距今5500年）
然而，距今5500年的又一次降温，使全球气候由暖湿变为干凉。这次降温迫使人们由山间谷地向平原低地迁徙。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转变。农业逐渐取代渔猎采集，成为最主要的生业模式。这一转变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。在距今5000年前后，古埃及文明、两河流域文明、古印度文明纷纷产生。大规模的人口迁徙，同样出现在我国长江下游的环太湖流域，先民不断来此定居，人口增长，聚落扩张，稻作农业迅速发展，成为主要经济基础，良渚文明应运而生。环太湖地区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全新时代。
良渚先民造水坝、筑土台、种水稻、建城市，个体劳动逐渐被大规模有组织的生产分工取代。为了适应沼泽平原的生活环境和稻作农业的生产需要，良渚先民在沼泽湿地上挖淤泥堆墩，抬高居住面，形成邻近稻田、便于农耕、夹河而居的基层聚落，良渚遗址点数量爆炸性增长，沼泽平原腹地内遗址点数量大增。良渚先民可以按照营建基层聚落的相同模式营建城市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良渚社会的等级分化已十分明显，并形成了共同信仰。环太湖流域开始步入城市文明阶段，迈入早期国家的门槛。
4.文明余晖——良渚文化衰落（距今4300年）
考古证据表明，距今4300年前后，环太湖流域发生了大规模洪水或海啸，生态环境恶化，良渚王国解体，良渚文化衰落。
良渚文化虽已远去，但它创造的诸多文明元素，以及“原创、首创、独创和外拓”的良渚精神已融入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的历史发展进程，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。
（二）良渚遗址的地形地貌和水系布局
良渚遗址及其核心良渚古城遗址位于天目山系以东的一处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的“c形”盆地北部。[ 刘斌、王宁远、陈明辉、朱叶菲：《良渚：神王之国》，《中国文化遗产》2017年第3期，第7页。]地形地貌为丘陵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带的山间河网冲积平原。良渚遗址古地貌的山形水系与现今地貌差异不大，良渚遗址总的生活面比现在低，其中良渚文化层底部地面比现在低2米左右，有的地方与现在的海平面相差只有几十厘米，良渚遗址地面上一般沉积了几十至100厘米的泥土。相比现在的杭州主城区一带，良渚遗址分布区地势相对较高[ 良渚文化时期，现在的杭州主城区一带尚为海水所覆盖。近年来，在杭州建造地铁的过程中，地下土质基本上为黑淤泥，这从侧面印证了这一自然生态特征。]。分布范围东至荀山东南部，南达大雄山、大观山丘陵，西至瓶窑毛元岭，北抵天目山余脉大遮山丘陵南麓。地形呈“两山夹两河”的特征——北倚东天目山余脉的大遮山、南抵大雄山，地势呈西北高、东南低。西侧有乌山、凤山、窑山、南山、栲栳山等一系列孤丘分布，遗址核心分布区有雉山、前山2座孤丘。东向地形开敞，仅有荀山1处孤丘。良渚遗址分布区南边界有属于京杭大运河汇水区的良渚-庙桥港（小运河），依次为长命港、响山港、良渚港等河段，是与良渚遗址同期的水系，其中长命港河段穿越良渚古城南部，成为沟通良渚古城内外水路交通和水系流转的主要河道。北有浙江八大水系之一的东苕溪，由西向东贯穿整个良渚遗址，从良渚古城遗址的西部和北部蜿蜒而去，一直奔向湖州，注入太湖。东苕溪主水系之间分布有若干水叉、水泊，其中可连通南北2条主水系的河段有前山港，全长约3.5公里。此外，良渚遗址分布区内还分布有大悲庵洋、舍田湾、东枉塘、小塘河、下溪湾等湿地。遗址分布区内稻田遍布，绿树成荫，空气清新，是一片生态环境优美的城市“天然之肺”。
分布于良渚遗址范围内的众多孤丘，是良渚遗址历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这些孤丘海拔25-350米不等，零星分布于东苕溪南面的平原上，是一片火山岩丘陵。距今约7000年，这些裸露于海面的孤丘是海湾中的岛屿，全新世时由泥砂进退堆积成陆后形成孤丘。良渚遗址南侧的大雄山面积最大，海拔178 米，此山原名 “五郎山”，后来山上建大雄寺，山因寺名。其他相对较高的孤丘有大观山（172米）、栲栳山（128 米）、南山（118米）、朱家山（101米）、牛头山（77米）、猪头山（67米）等。而遗址分布区内或近旁的孤丘，海拔均在60米以下，自西向东有窑山（52米）、羊山（43米）、乌山（58米）、凤山（35米）、雉山（32米）、前山（44米）、巫山（22米）、荀山（33米）、近山（20米）等。
根据相关地质资料，良渚遗址分布区的地貌主要表现为山前水网平原——由全新世晚期河流湖泊堆积而成，特别是东苕溪以南的地势低平，河荡密布，水网密度每平方公里可达1.4公里。成土母质多为古代湖沼、海相沉积物，以青紫泥田为主的水稻土居多，间有以堆叠土为主的旱地土。土质肥沃，质地轻黏。大观山由砂岩或石英砂岩构成，大雄山及其周围的丘陵和孤山，皆由凝灰岩或凝灰质流纹岩构成，荀山、近山、巫山、前山、雉山等零星散布的孤丘，则全由凝灰岩构成。荀山的凝灰岩经剧烈风化后形成白色黏土，地质学者们称之为酸性白土，民间俗称 “白泥”，曾被开采用作工业原料。
（三）良渚遗址的气候与动植物资源
良渚遗址分布区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北缘，长江南岸丘陵盆地常绿阔叶林区，四季分明，气候温暖湿润，冬夏长、春秋短，光照充足，年平均气温16.5c（夏季最高月平均气温28.5c，冬季最低月平均气温3.5c），年均无霜期245天，雨量充沛。年降水量1258.8毫米，最大降水量2077.1毫米，最小降水量917毫米[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：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（2008-2025）：规划文本》，2013年8月版，第13页。]。良渚文化早期气候温暖，水域面积较大；良渚文化晚期气候渐趋干凉，水域面积缩小。当时，良渚地区的平均气温比现在低3c左右，年降水量比现在少50－280毫米[ 赵晔：《良渚文明的圣地》，杭州出版社2013年12月版，第7页。]。根据初步研究，良渚遗址的文化层自下而上约可区分出三个气候阶段：
1.早期：属于温暖湿润气候；森林植被茂盛，树种以阔叶落叶为主，青冈栎属和栲属等常绿阔叶树种夹杂，其间水域发育，适宜水稻种植。
2.中期：属于暖和不干燥气候；森林植被仍然繁盛，以阔叶落叶为主，青冈栎属和栲属等常绿阔叶树种较前期大为减少，仅仅是偶尔零星分布，雨水还充足，还能种植水稻。
3.晚期：属于凉干气候；常绿阔叶的树种已经基本或全部消失，松属等针叶树种增多，水域少，气候凉干，水稻种植较为困难。
根据安溪石前圩遗址t3剖面孢粉组合可知，良渚遗址下部的黑色粘土基础层呈松-栎-栲-栗-水龙骨科组合；良渚遗址1、2层呈栎-青冈栎-禾本科组合；良渚遗址层顶界和宋文化层底界呈栎-松组合。
在良渚遗址发现的植物遗存主要是稻米。除了稻米以外，还有葫芦、甜瓜、菜瓜、桃、梅、柿、葡萄、菱角、芡实等，这些植物现在均被人工栽培，是长江下游地区瓜、果、蔬菜种植的传统特色。此外，在良渚遗址还发现了野葡萄、南酸枣和悬钩子等野生果实，食用这些植物果实的习俗不仅历史悠久，而且延续了几千年，直至近现代农民还在野外采集食用，这是良渚先民经济生活与居住地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最好诠释。
在良渚遗址发现的动物遗存以家猪骨骼数量为最多，达到可鉴定骨骼数量的70%以上；中、小型鹿类及水牛等野生动物骨骼出土数量也较多。可见，当时存在以饲养家猪为主的较为发达的饲养业。天目山余脉北支高耸绵延的大遮山，南支断续散布的大观山、大雄山、天福山等丘陵，这些都是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地，良渚先民同时以狩猎野生动物作为肉类食物的补充。而且，良渚遗址周边河网密布，有大面积湿地，也为良渚先民提供了丰富的水产资源。
二、良渚遗址的人文历史环境
良渚遗址所在地历史悠久，人文荟萃，名人辈出，民间故事、地名传说和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而精彩，历史文化氛围浓厚，是一片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。
（一）良渚遗址所在地的建制沿革
良渚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、瓶窑镇境内。“良渚”一名始见于南宋度宗（公元1265－1274年）时的《咸淳临安志》，原为“梁渚”，后称“梁渚里”，明代改称为“良渚”，清代的各种《杭州府志》皆用“良渚”。瓶窑镇原名亭市。唐宋时，居民多以制陶为业。窑山上陶穴错落有致，镇因此得名。该地区的历史沿革大致如下：
夏商周三代（公元前23世纪—公元前8世纪）时属《尚书·禹贡》所称的“扬州之域”；
春秋、战国时期（公元前8世纪—公元前3世纪）先后分属越、吴、楚；
秦王政二十五年（公元前222年）设钱唐、余杭两县，今良渚遗址所在区域大多属钱唐县，西端毛元岭属余杭县；这是杭州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行政建置，当时现今的西湖还是一个海湾，吴山与宝石山为海湾南北的岬角，今西湖以东的杭州城区还在海中，杭州的聚落主要分布在今西湖群山邻近海湾沿线。钱唐县只是山中小县，保持县级地位达800余年[ 杭州市档案局编：《杭州记忆》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12月版，第17页。]；
汉王莽时（公元9—23年）“钱唐县”改名为“泉亭县”；东汉时，钱唐县一度并入余杭县；
唐武德四年（公元621年）为避国号，改“钱唐”为“钱塘”；
后梁龙德二年（公元922年），划钱塘、盐官两县地各半及富春县之两乡地置“钱江县”，“钱江县”与“钱塘县”同城设治；
北宋太平兴国四年（公元979年），“钱江县”更名为“仁和县”；
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912年，撤钱塘、仁和两县，合并建立为“杭县”；
1949年5月，余杭解放后，设立瓶窑区，良渚遗址所在的良渚、瓶窑两镇属之；
1950年5月，行政区划调整，良渚遗址所在的良渚、瓶窑、安溪、长命诸乡仍属瓶窑区；
1958年4月，杭县撤销，划为杭州市郊区。良渚遗址所在的瓶窑镇、长命乡划归余杭县；
1959年10月，余杭县撤销，并入临安县。良渚遗址所在地属临安县长命公社和杭州市良渚公社；
1961年3月，余杭县地域从临安县析出后，并入钱塘联社（原杭州市郊区）。4月，钱塘联社改为建制县，定名余杭县。良渚遗址属余杭县三墩区和瓶窑区；
1991年，余杭县各乡镇进行撤、扩、并，撤长命乡，并入瓶窑镇；撤大陆乡，并入良渚镇；
1994年，余杭撤县设市（县级），良渚遗址为余杭市瓶窑、良渚、安溪三镇所辖；
2001年3月，余杭市撤市，改设杭州市余杭区。良渚遗址仍属余杭区瓶窑、良渚、安溪三镇；
2001年8月17日，余杭区各乡镇进行撤、扩、并，撤安溪镇、勾庄镇，并入良渚镇（今良渚街道）；撤彭公乡，并入瓶窑镇。良渚遗址属良渚、瓶窑两镇（街）；
2001年9月，划定良渚、瓶窑两镇242平方公里范围为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，并成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（浙江省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局）。
（二）良渚遗址所在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
从建制沿革中可以看出，良渚遗址现今最主要的聚居地为瓶窑镇、良渚街道两处。瓶窑镇、良渚街道的建镇历史长，但瓶窑设镇自民国以后几乎没有变更，良渚街道则多有变动。
1.瓶窑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
瓶窑镇位于良渚遗址西部，区域面积128.81平方公里，东苕溪、宣杭铁路、104国道[ 104国道是从北京经由济南、南京、杭州至福建的国家级干道公路，其前身为始建于1925年的京（南京）杭（杭州）国道。良渚遗址内的路段原经良渚、长命和瓶窑，即老104国道。1998年，为保护良渚遗址改道南移，从勾庄至彭公拉直，避开了良渚遗址分布区，即新104国道。为保护良渚古城遗址，推进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，自2016年12月12日起，老104国道良渚古城遗址段永久封闭。]穿镇而过。镇区以窑山为依托，逐渐向东南方向发展。据南宋咸淳《临安府志》载，镇北有小山名亭市，山下村落因山得名，故瓶窑旧称“亭市”。宋代亭市山南麓大规模建窑烧制陶瓶，始有“窑山”之谓，亭市村遂又名“瓶窑”。明代大学士朱国桢在其《瓶窑重建真寂禅院记》中提到：“瓶窑其地俗朴民俭，自农桑外多以埏埴为业，故市廛之与陶穴相望栉比。”窑山是当时窑场的聚集地，其南坡的窑址尚有约1万平方米的面积，堆积厚度达3-5米，以烧制韩瓶为主，另有盏、盆等器类。宋代，在瓶窑石濑设巡检司。明代，瓶窑仍以瓶罂生产为主。由于窑业发展，瓶窑也就由村发展为集市[ 杭州市余杭区档案局（馆）编：《余杭历史文化名镇》，杭州出版社2016年12月版，第142页。]，并设瓶窑镇。瓶窑镇南沿苕溪建造的西险大塘是重要的防洪屏障，保障了杭嘉湖平原的安全。
瓶窑镇长命村，原为长命乡，1992年撤乡并入瓶窑镇。长命旧称“长明”，位于良渚遗址南部，老104国道横穿其北，前山港和庙桥港交汇其境。相传，康王赵构南逃，来到一座名为“万善桥”的小拱圈桥小憩，突闻金兵追来，便躲至桥洞内。康王在杭州登基后，想起救过他命的小桥，遂派人将“万善桥”修成一座高大的圆拱石桥，并称此为“藏命桥”。日久此桥便成了“长命桥”，此地也随之改称为“长命村”。据施昕更先生著《良渚——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》中记载，民国时期长命桥的商家仅20余户，民风与良渚略同。太平天国之后，此地人口死亡过半。此后人口半数为移民，以绍兴、温州籍人居多。
瓶窑镇还有丰富多彩、弥足珍贵的民俗文化遗产，如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余杭纸伞技艺、石濑花灯舞；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风筝灯彩扎制技艺；余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良渚玉雕、传统米酒酿制、笋干加工技艺等。
2.良渚街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
良渚街道位于良渚遗址东部，区域面积103.1平方公里，庙桥港和良渚港在此交汇，地势低平，水网密布。镇区沿良渚港呈块状分布，荀山雄居北部，老104国道在此段成为主街。据考证，良渚之地汉时称“兰陵”，晋称“梁诸”，南宋咸淳《临安志》又称“梁渚”，民国《杭县志稿》卷四又称：“宋有良渚里”。相传此地旧时多渚[ 渚，即水中陆地。]，后垦为良田，意为美丽之小洲。据施昕更先生著《良渚——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》一书记载，民国时期良渚镇依良渚港作东西向延伸，居户约400余户，商店80余家，人口达2000余人。民风朴实，居民节俭耐劳，尚存古风。镇上住户多数为商民，而镇外农民以自耕农居多。民国时，杭州去南京的官道经过良渚。镇之南有一特殊的村落，名叫“打网村”，村内居民都姓何，为“九姓渔户”之后，民风迥异。相传，“九姓渔户”系为明太祖朱元璋所败的陈友谅九名部将的后代，自其祖先被贬起，他们不得登岸，不许与陆上的人通婚，甚至不准穿鞋着袜，故只好以打渔为业，逐水而居[ 张长工：《良渚文化遗址发祥地史迹漫笔》，载赵晔著：《良渚文明的圣地》，杭州出版社2013年12月版，第14-15页。]。良渚遗址内“天打网”遗址的名称来历，即与此有关。
良渚老街南侧跨良渚港有一南北向三孔石拱桥，原为三孔平桥，明万历年间改建为三孔拱桥至今。全长24.5米，顶宽2.6米，桥堍宽3.2米，中孔跨度6.8米。南北二堍各有步档15级，桥顶望柱4支，其上端琢有形态各异的石狮各1只。据传南宋时，康王赵构南渡，曾被金兵追至良渚渡口。危急之时，一马姓青年划小船将康王送过河。刚上岸，金兵追到，遂逼该青年回渡运载金兵追赶。青年不从，最后被金兵乱箭射死，康王平安脱险。康王称帝后，派人查寻该青年下落，得知被杀后追封他为武状元。此渡口后来建了一座木桥，名为“马家桥”，因古时中状元被誉为蟾宫折桂，故又名“折桂桥”。
良渚街道安溪村，原为安溪镇，2001年并入良渚镇。于北宋端拱元年（公元988年）始设安溪镇。安溪之名，据明朝田艺蘅《白鹤诸山记》记载，“度安溪桥，溪流上接苕溪，至此百里，则势缓而渊深，无复崩溃之虞矣”，应当为苕溪至此平缓无险之意。在此地原有一座古桥，名叫“广济桥”，系东苕溪上最具规模的古桥。这是一座五孔连拱石桥，全长59米，宽4.5米，高9.2米。桥两边设置石栏、望柱，石栏两端镶有抱鼓砷石。此桥原为京杭古道要津，南宋末年元军围困临安府、逼降南宋，太平天国两攻杭州，均取道此桥。1986年，其东边建起新桥后，此桥被拆。